紅樓研究,緣何百年不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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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樓研究,緣何百年不衰《紅樓夢》曾成為中國文學中使用最頻繁、地位最顯赫、最紅的政治道具。而關于紅樓的研究,更是在百年來無論遭受打擊還是受到追捧,始終經久不衰。

紅樓夢》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傳,聊作士大夫的談資。清朝嘉慶年間已有“開談不說《紅樓夢》,讀盡詩書亦枉然”的說法。

據說慈禧太后也曾癡迷《紅樓夢》,達到了“略能背誦”的程度,并自比為賈母,其寢宮——故宮長春宮里就有以《紅樓夢》為題材的壁畫。而具備諷刺意味的是,《紅樓夢》也成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風港,可謂仕途失意、“紅場”得意。

《紅樓夢》的精巧的趣味、盛而衰的體悟,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進可攻,退可守的精神堡壘,這個傳統延續至今。

“一部小說,一直這么熱,而且處于高溫高熱,這是極不正常的一種現象。”中國藝術研究院《紅樓夢》研究所所長孫玉明評說紅學熱,他也是《紅學:1954》的作者。

正是在1954年,文化界開展了對俞平伯《紅樓夢研究》的批判,并引導到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,《紅樓夢》自此變異,成為中國文學中使用最頻繁、地位最顯赫、最紅的政治道具。

清末民初,紅學開啟了西方美學

其實早期的“紅學”稱謂不乏戲謔的成分,雖點評者眾,但其成為一門顯學,主要還是源于“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,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紅學”:包括王國維、蔡元培、胡適、陳獨秀、魯迅、吳宓、陳寅恪等。

胡適為“新紅學”開山立派后,吸引了顧頡剛、俞平伯的加入,形成新紅學的鼎足之勢。建國后,胡適拒絕了中國共產黨的挽留,于1948年底被國民黨“搶運”出北平,后赴美國;顧頡剛則遠離了紅學圈子;俞平伯成為了新中國大陸紅學界的“第一人”,并表現積極。

特殊時期,成為“毒素”傳播手段

俞平伯沒有料到的是,他會成為1954年那場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。風暴是由“兩個小人物”偶然引發的。

大學剛剛畢業的李希凡與藍翎合寫了兩篇文章:《關于〈紅樓夢簡論〉及其他》《評〈紅樓夢〉研究》,批駁俞平伯是以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的觀點分析和批評了《紅樓夢》。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。

批判運動很快達到高潮。1954年11月29日,《人民日報》稱收到了373封讀者來信,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訴,說《紅樓夢研究》一書害了他們。當時文化藝術界、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、或主動地投入了這場批判,包括顧頡剛、鄭振鐸、老舍、何其芳、啟功等。

舉國評紅樓導致學術異化

“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,大概沒有任何一種學術,能夠享受到如此的殊榮。一時間,它成為了全國數億人全都參加的事情,成為決定著一個國家存亡、一個政權的存亡、一個政黨的存亡的大事情。”1973年,由《紅旗雜志》出面發動,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評紅運動。

“當紅學整個地失去了學術的獨立品格而完全成為政治工具時,其實中國整個學術界也都失去了獨立的品格。”曾任《紅樓夢學刊》常務副主編的杜景華在《紅學風雨》中總結。現代社會,紅樓研究創造財富歷經劫難,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,紅學又重新呈現了數度繁榮。

而隨著經濟發展,紅學的“泛政治”陰影逐漸淡去,但卻日益和消費乃至娛樂關聯。比如曹雪芹故鄉之爭已經由學術之爭衍變為旅游資源的競爭,而借助電視媒體,《紅樓夢》數次在大陸紅透。最近一次是為重拍電視劇《紅樓夢》,海選演員再次攪得全中國沸沸揚揚。

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。除了各類紅學書籍,僅《紅樓夢》小說市場上就流通著數十個版本。孫玉明介紹,雖然有人提出過禁毀《紅樓夢》,但是包括清朝在內,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禁過《紅樓夢》,“即使是文革時期”。

但被紅學改變了命運的“大人物”及“小人物”們卻已經“倦說紅樓”。韋柰在《我的外祖父俞平伯》中記述,“很長很長一段時間,他幾乎是絕口不談《紅樓夢》。顯然這是有意回避。”不過,1990年,重病纏身的俞平伯“還是放不下那讓他大吃苦頭的《紅樓夢》”,“他用顫抖的手,寫了些勉強能辨認的字,一紙寫:‘胡適、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,有罪。程偉元、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,有功。大是大非。’另一紙寫‘千秋功罪,難于辭達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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